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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谁是借款人 一起扑朔迷离的2000万元借款纠纷

2021-02-01 13:57 搜狐

晴天霹雳!山东滨州人韩浩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收到高达2000余万元的法院偿款判决书,还把无辜的妻子牵连其中。这份来自黄骅市法院的二审判决书判定韩浩颖偿还刘某芹借款本金2000万元及利息,其妻对韩浩颖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韩浩颖说,这份不公正的判决书顷刻间将让他身陷2000余万元巨额债务纠纷并为此倾家荡产。

一审判决被驳回,二审依旧维持原判

事情还要从7年前说起。韩浩颖与刘进、刘某芹系多年好友,从2014年初开始,刘进与刘某芹合作经营银行承兑贴现业务。在长达5年的经营过程中刘进每月按高额固定利率给刘某芹付息。2018年 10月刘进突然宣布资金崩盘,随后被黄骅市公安局以诈骗罪逮捕,同时韩浩颖被刘某芹起诉。

河北黄骅市法院一审判决:韩浩颖偿还刘某芹本金2000万元及利息,其妻对偿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面对判决,韩浩颖大呼冤枉:自己从未参与经营也从未收到过刘某芹转来的款项,却无辜被起诉、被判决,很显然这份判决书是在没有进行深入调查的情况下做出的。

随后韩浩颖提出上诉。

沧州市中院经审理认为:一、依据刘某芹打款在先,韩浩颖出具借据及收据在后,刘进为涉案款项实际接收人,以及刘进因涉嫌诈骗被刑事立案等相关事实,应进一步查明刘某芹与韩浩颖之间是否成立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二、如果是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则应进一步查明案涉款项是否用于韩浩颖与其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见,以确定韩浩颖妻子在本案中是否承担还款责任。综上,原判决属于事实不清,发回重审。

韩浩颖说,中院对一审的异议有法可依、合情合理,然而,再次重审的黄骅法院却对韩浩颖提出的合理诉求一条也不予采纳,反而全部采纳了原告刘某芹的诉求。

一份诡异的公安讯问笔录

据韩浩颖的代理律师分析,此案存在两个争议焦点:

第一个争议焦点,刘某芹和韩浩颖之间是否成立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律师认为,这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梳理:

一是由韩浩颖签字的借据收据,就能证明韩浩颖收到钱款了吗?事实是,借据收据的签字另有隐情!刘某芹手中两张签字日期分别显示为2015年11月28日、2016年3月1日的借据收据是在2018年4月底补签的,是其利用朋友之间的信任欺骗韩浩颖在她早已打印好的借据收据上签的字。

2014年至2018年期间,刘进因经营金融承兑业务经常向刘某芹大额借款,资金来往频繁。虽然三人为多年朋友,但刘进借款时,刘某芹本着对自己利益双保险的目的,多次让韩浩颖替其补签借据收据。韩浩颖当时碍于朋友的情面,又出于对刘某芹及刘进的高度信任,毫不设防地在借据收据上签了字。但相关款项的交付、利息支付和本金偿还都是刘进与刘某芹直接联系,韩浩颖从未参与也不知情。韩浩颖是名义上的借款人实为担保人。在举证期间,韩浩颖本着实事求是诚信做人的原则,多次明确表示自己未向刘某芹借款而只是在借据收据上签了字,要求法庭调取刘进与刘某芹之间银行流水都被拒绝。这为以后的不幸埋下了伏笔!

一审黄骅市法院认定韩浩颖认可借据收据为本人所书写,并以此证明韩浩颖向刘某芹借款2000万元的事实。很明显,法院只因这一条认定借款事实属于证据不足,因为这么大两笔巨款不能没有详细的交易流水记录。

二是刘某芹出示的两笔借款的交易记录,更是匪夷所思!

刘某芹汇款日期分别为2015年11月27日、2016年2月29日。韩浩颖于2018年4月份补签的借据收据日期分别为2015年11月28日、2016年3月1日,汇款日期与借据收据日期明显不符,两者不具有关联性。首先,原审中查明刘某芹与刘进之间存在频繁借贷往来,且韩浩颖为刘某芹出具借据的同时,刘进也曾向刘某芹出具过借据。现有证据不能证实上述汇款系履行2015年11月28日、2016年3月1日的所谓借款;其次,韩浩颖在借据收据中仅备注要求刘某芹将款项汇入刘进账户,均未确认刘进已于2015年11月27日、2016年2月29日收到借款。刘某芹主张2015年11月28日、2016年3月1日的借款已经实际交付的举证责任尚未完成。

一审黄骅法院却认定:刘某芹与韩浩颖系朋友关系,2015年11月27日、2016年2月29日韩浩颖向刘某芹分别借款1000万元用于经营周转,刘某芹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别向韩浩颖指定的账户汇款1000万元。然后,2015年11月28日、2016年3月1日,韩浩颖分别向刘某芹出具借据收据。黄骅法院以两人是朋友关系,先打款后出具借据收据符合常理,并以此认为:刘某芹提供借据收据及银行流水相互关联、相互印证,证明韩浩颖向原告借款2000万元的事实。律师认为,如此巨款,法院却视同儿戏。

三是两笔巨款的去向和使用情况是本案的关键!

在庭审中刘某芹律师违规出示了黄骅市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于2019年5月6日对刘进的讯问笔录。笔录如下:

公安:你想一下2015年11月27日韩浩颖作为借款人和刘某芹借款1000万元和2016年2月29日韩浩颖作为借款人和刘某芹借款1000万元的情况,这两笔钱是谁借的,和谁借的?

刘进:都是韩浩颖和刘某芹借的。当时是韩浩颖和刘某芹借来钱以后,又投资到我这里进行盈利。前期借钱的经过都是韩浩颖和刘某芹之间沟通的。我只是在借款打到我的账户上以后,我和韩浩颖又到的黄骅市和刘某芹签订的借款协议,给打的收据。

公安:这两笔钱为什么要打到你的银行账户上?

刘进:当时主要是我在做银行的理财业务,为了便于开展业务,我当时和刘某芹还不熟悉,都是韩浩颖自己操作的,是韩浩颖找到的我,是韩浩颖在我这里的投资。

公安:当时约定利息了吗?

刘进:没有。后来给利息的时候应该是按照2分或2.5分给的。

公安:这两笔钱还清了吗?

刘进:没有。

韩浩颖的代理律师认为,可以看出,为了掩盖事实真相,这份笔录的内容严丝合缝完美地佐证了涉案款涉及的关键问题。正是由于它的完美,才说明这是一份精心安排的讯问。其原因有如下4点:

1、侦查人员讯问时,先入为主地将2015年11月27日、2016年2月29日的两笔款与韩浩颖直接联系在一起,明显属于诱导性讯问,讯问笔录的内容因此不具有客观性;刘进在侦查过程中对案件事实有多份供述,证明案件事实亦有其他种类的证据,仅凭该份讯问笔录不能证明案件事实;并且这两笔借款距讯问时间隔三四年,讯问时,刘进连细节都记得那么清楚?还有一点证明刘进说了假话,从2014年初刘进与刘某芹开始业务往来,二人已经非常熟悉,却在讯问中说他和刘某芹不熟,很明显刘进在说谎。刘进为实际借款人和借据上署名的担保人,与本案有事实和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供述应不具有证明力。

2、刘进在笔录中称“韩浩颖是2000万元的借款人,借款是为了放至其处做投资理财”,但刘进本人是在借据上署名的担保人,“既与对方做生意,又为对方做担保”,刘进的笔录显然不合乎情理,且有证据证明刘进在其涉嫌诈骗案案发前,为包括刘某芹、韩浩颖在内的所有出借人出具了确认借款总额的证明,其中刘进确认韩浩颖向其出借资金额为570万元(有出资证明为证),而不是刘进在笔录中供述的2000万,笔录与实事明显不符。

3、刘进笔录中述及按月息2分或2.5分支付了借款利息,并且借款没有还清,这间接证明了刘进才是2000万元的借款人,并偿还了部分借款。所以调取刘某芹与刘进之间的交易明细才是本案的关键。只有通过调取两人之间的银行流水,才能看出这两笔巨款具体的使用情况,才能判断出刘进使用了这两笔巨款并且给刘某芹支付了本金和利息。为何刘某芹如此惧怕调取其和刘进之间的银行流水,也不做出说明呢?这只能说明实际款项是刘进使用并给刘某芹支付本金和利息,韩浩颖只是作为担保人替其签下借据。刘进作为涉案款的实际接收人,法院理应对其和刘某芹账户流水情况进行调查,黄骅法院却以刘进为案外人为由,不同意调取刘某芹与刘进之间的交易明细,导致本案事实不能查清,这属于程序违法。

《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在《[2018]最高院民再28号案件判决裁判要旨》中指出,民间借贷案件,对于与案件有关的银行交易记录,当事人因客观原因难以自行收集而申请法院调取,法院不调取属于程序违法。该案中由于黄骅法院的一再不作为导致韩浩颖在再审中无法提供有力证据,有口难辩。

  1. 原告律师在法庭提供刘进讯问笔录也存在严重违规。庭审时,刘进诈骗一案尚在侦查程序中,其所做供述属于侦查机密,侦查机关对外出具该份笔录有违侦查过程中的保密原则。在庭审中刘某芹律师出示公安对刘进的讯问笔录,这是严重违规的。且该份笔录来源不合法,法庭不但不应予以采信,而且应该向纪委举报这种违规现象!可事实是这份笔录法庭不但采信并作为了主要证据。是谁安排了这场讯问?又是谁把讯问笔录做为证据交给刘某芹的律师,并且在庭审现场中出示的?这些疑团都值得深思。

到底谁在错用法律条款

第二个争议焦点案涉款项是否用于韩浩颖与其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见?这是确定韩浩颖妻子在本案中是否承担还款责任的关键。

韩浩颖代理律师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结合本案,首先,韩浩颖之妻赵蕾对借款并不知情,韩浩颖出具的收据上亦载明将借款汇入刘进账户,且借款数额高达两千万元之巨,远远超出家庭日常生活债务的合理数额。刘某芹无证据证实韩浩颖、赵蕾有共同举债的合意以及涉案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经营。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即使该借款实际交付,亦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其次,韩浩颖家境殷实,且大学毕业后一直担任企业高管收入较高,业余时间亦承揽工程,家庭有一定积蓄或房产均属正常。韩浩颖自2013年开始即在涉案借款时间之前,就以自有资金出借给刘进(由刘进出具的借款确认单证实),期间获取的收益与涉案借款无关,且赵蕾名下银行卡一直由韩浩颖持有使用,韩浩颖银行账户与赵蕾银行账户之间的往来与本案无关。原审判决以韩浩颖长期从事金融业务、收入为夫妻共同财产、经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为由,倒推涉案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纯粹是主观臆断,不但无任何事实依据,更违背了夫妻共同债务司法认定的证据规则。再次,原审判决所引用的《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项是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不是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法律依据。在相关司法解释已专门就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问题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原审判决适用《婚姻法》第十七条第(二)项判断本案的债务性质明显错误。

案件处理流程存在违规?

除了以上两个争议焦点,韩浩颖律师认为,本案处理流程也不合规。

本案应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则进行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2014年非法集资意见》、《2015年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均规定,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属于“同一事实”的,应先刑后民。本案中刘某芹将涉案款项直接支付给刘进,他才是实际借款人,而刘进从2014年以来就支付刘某芹利息(可调取两人间银行流水为证)。就涉案的款项流动情况来看,本案民间借贷纠纷与刘进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有关联,应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则进行处理。法庭却把这2000万元的案件孤立,作为与刘进诈骗案无关的民事案件处理是不合规的。

“自古以来,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韩浩颖表示,如果这笔钱真的是他欠的,自然会二话不说砸锅卖铁也要把钱还上;不是他欠的,也一定要通过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为法律是公平公正的。刘某芹明知这两笔钱款是自己投资到刘进处谋取利益的投资款,在刘进宣布资金崩盘后,为了挽回自己的损失,就利用手中韩浩颖曾经签字的两张借据收据,故意歪曲事实起诉韩浩颖。尤其是2020年6月3日,黄骅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又为其出具一份证明,内容为:“我单位办理的刘进涉嫌诈骗案中,经进一步调查核实,刘某芹于2015年11月28日、2016年3月1日(由刘某芹建设银行卡,转入刘进农业银行卡),由刘进作为担保人,韩浩颖作为借款人,分别借给韩浩颖1000万元,不作为刘进的诈骗金额。是韩浩颖和刘某芹的借款,与刘进涉嫌诈骗案无关。”黄骅市法院以此再审判决:韩浩颖偿还刘某芹借款本金2000万元及利息,其妻对韩浩颖上述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韩浩颖认为,正是这份看起来有理有据并且及时出现的证明,使他申请查清刘进与刘某芹之间银行交易的要求被拒绝,又一次失去了证明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机会,使其有口难辨。刘进集资诈骗的犯罪时间跨度、涉案金额都含盖了这两次借款,其借款行为不是孤立的。而黄骅市公安局出具的证明又一次把刘进直接接收2000万款项的事实予以掩盖,目的很明显,就是掩盖刘进为实际借款人的真相(因涉及诈骗无力偿还),让韩浩颖直接归还刘某芹2000万元以挽回其损失。为何法院不调取刘某芹和刘进之间的流水,而是费尽周折让黄骅公安出具调查函?这又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谜!

令韩浩颖想不通的是,报告中明确提出“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法治已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这意味着执政者要时刻用法律标尺来考量自己的行为。本案在基本事实缺乏证据支持,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况下作出判决,明显有失公正。这种不尊重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判决给他和妻子造成了巨大的身心伤害。韩浩颖期待此案的曝光能引起舆论的关注,让广大网友和人民群众用雪亮的眼睛来做出公正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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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原始人